由于第二章中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针对国家权力而言的，因此整个第二章的权利保护的义务主体都是国家，所以，宪法第50条规定的权利和利益的保护主体是国家也就是自然而然。
这五个原则或目标贯穿发展项目始终。[25]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4段。
国家人权联席会议制度远远不符合《巴黎原则》的标准，如何结合我国国情，选择适当的模式，有待学者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一步深入研究。具体来讲，权利来自市场交换和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两个方面。经过10多年的发展，这一概念和方法已趋于成熟。（1）完善和改革工会制度，切实保障工人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为撤销在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就第八条第一款（甲）项所做的声明创造条件，在适当时机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和《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执行局总干事马克·马洛赫·布朗在为《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人权与人类发展》所做的《前言》中写到：本报告……的主要目的是在全球议程中推进实际行动，即把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不折不扣的运用到人类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
[15] 关于权利（right）本质的资格说，将权利解释为资格（entitlement），例如英国法学家米尔恩即认为权利概念之要义是资格[16]。我国政府应当采取多种宪法性举措，实现人权本位方针的发展。有感于此，本文拟结合特区终审法院已经作出的相关判决，就特区终审法院的社会责任问题，谈谈自己的学术观点。
此外，双非孕妇在香港产下的双非婴儿长大后，很多都会选择在香港读书，这样又会与香港本地区居民子女争夺学额，该等情况在北区尤为显著。2007年3月19日，澳门检察院助理检察长作出批示，同意澳门司法警察局将被暂时拘捕的犯罪嫌疑人乙移交中国内地海关处理。既然特区终审法院的高度自治地位具有上述超脱性和权威性，其所作的具有代表性的判决会对特区社会造成重大影响，那么，特区终审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当然也要远远超出普通的单个居民或机构所承担的社会责任。2002年12月至2005年5月期间，乙采取在境外生产盗版光碟，再偷运到中国大陆销售的手段，非法走私盗版光碟，案值达1.4亿元人民币，逃税金额约2千万元人民币，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海关缉私分局于2005年9月23日对犯罪嫌疑人乙发出逮捕证，2006年4月13日，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应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请求，也对犯罪嫌疑人乙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内地的双非孕妇赴香港产子，致使香港妇女的生育权益受到了严重影响。 摘要: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特区终审法院上因高度自治而不受国家最高法院管辖和制约，旁因司法独立而不受特区行政、立法机关干涉，可谓位高权重，故其作出终审判决时必须慎重，既要依法，也要考虑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每作一个判决都应当慎之又慎。
在18世纪末以前，引渡的对象主要是叛乱者、逃兵和异教徒，引渡实际上是各封建君主国为维护其专制统治以及相互间进行政治交易所共同利用的一种工具。⑤在1996年8月10日通过的香港特区筹委会《关于实施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筹委会也明确表明该款第(1)项规定中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2008年2月6日约18时26分，犯罪嫌疑人丁在外港客运码头被澳门警方人员截查，并被带至澳门司法警察局。⑩有关本案的案情及判决词请参阅澳门终审法院第3/2008号裁判书。
二、庄丰源案与双非孕妇 近年，关于中国内地双非孕妇赴香港特区产子的问题，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因此，即使是为了执行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红色通缉令，在没有可适用的专门法律规范的情况下，包括检察院、司法警察局在内的任何公共机关均不能以把国际刑警通缉的人士移交作为请求方的内地为目的拘留该人士。⑥毫无疑问，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表明，香港终审法院针对庄丰源案作出的判决，其社会效果完全是负面的，这种负面的社会效果不仅使香港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且也使香港社会的稳定受到影响。笔者始终认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澳门回归前澳葡政府为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移交逃犯设置的障碍，决不能在今天延续。
基于上述关于移交逃犯的理念，澳门终审法院认为，由于澳门与中国内地至今还没有签订关于移交逃犯的区际协议，因此，在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移交逃犯，不可能按照适用于澳门之国际协约⑧或属司法协助领域之协定进行移交。(三)后续影响 无独有偶，2008年又发生了一件与上述案情基本相似的人身保护令申请状案件，其案件涉及的犯罪嫌疑人也是一个被国际刑警组织总秘书处发出红色通缉令通缉的女性香港永久性居民。
既然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已经明确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均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对出生并无限制，那么，香港《入境条例》中关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必须属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子女方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规定，就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规定，因而是无效的。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澳门的有关当局还是中国内地的有关当局，都必须对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移交逃犯的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而且要具有紧迫感。
可见，引渡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制问题，不能单纯地以有无协议或有无法律作唯一的考量。但也正因为如此，特区终审法院才应当肩负起更重的社会责任，每作一个判决都应当慎之又慎，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的判决，更应当从社会效果等多个方面作全方位的考虑，不能草率，不能以偏概全。该判词指出，根据入境事务处提供的数字，从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只有1991名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母亲是非法入境、持双程证或短暂逾期居留香港，父亲也仅是在香港临时居留或不是香港居民)会因为入境事务处处长被判败诉而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等于是每年约555人，可见即使香港入境事务处处长败诉，也不会令香港社会承担任何重大风险。第二，社会效果的考量。笔者主张，在澳门与中国内地尚未就移交逃犯问题签订协议之前，两地之间基于一国两制政治基础并在对等互惠原则下形成的移交逃犯的默契和机制，应当得到维护、尊重和完善，而不应随意破坏，甚至将其扼杀。澳门回归已近十三年了，为什么在包括移交逃犯在内的刑事司法协助事务方面还像澳门回归前那样原地踏步，甚至还不如回归前，这难道不应当引起我们深思吗?笔者尽管从移交逃犯的性质和国际实务出发，认为在没有协议和专门法律的情况下，依照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遵循对等互惠 原则，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是可以相互移交逃犯的，但这并不等于让这种无协议无法律的情况永远持续下去。
问题是，如果终审法院的判决犯了错应当怎么办?笔者的答案是：那就应当有勇气纠错。经过审理，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裁定庄丰源胜诉，理由是香港《入境条例》的相关条文违反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均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规定。
上述文件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要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必须符合其出生时父母双方或一方已在香港合法定居的条件，这一清晰的立法原意香港终审法院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接受而已。从两个典型案例来看，终审法院法官不可能永不犯错，他们应当有勇气纠错。
关于香港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立法原意应当说是非常清楚的。其次，就移交逃犯的本地区特别法来看，澳门立法机关虽于2006年制定了《刑事司法互助法》，其中包括了移交逃犯的具体条款，但根据《刑事司法互助法》第1条规定，该法律只适用于澳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刑事司法互助，言外之意，该法律不适用于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刑事司法协助，包括移交逃犯。
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特区终审法院作出的某个具有代表性的判决有利于特区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保护特区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这一已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就表明该判决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正面的，同时也表明特区终审法院在此判决中尽到了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说，澳门终审法院所作的上述判决是非常不妥当的，这种基于错误理念所作出的判决，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善良，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却不是在惩治犯罪，而是在纵容犯罪。②二是国家最高人民法院的任何司法解释与指令，对特区终审法院均无约束力，特区终审法院行使终审权适用的法律是基本法、基本法附件三列明的全国性法律以及特区本地法律。2、关于社会实际效果的质疑 笔者认为，香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对社会效果所作的评估，不仅草率，而且缺乏基本的科学态度。
由此可见，从目前情况来看，在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既无关于移交逃犯的区际协议，也无专门规范移交逃犯的本地区特别法。第二，香港基本法的法系归属。
比如，在1993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达成的协议中，双方都确认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其父母必须至少有一方拥有香港居留权，该人方可享有香港居留权。确实如此，特区终审法院享有的终审权不可谓不大，特区终审法院上无上级法院，旁无监督机构，其判决必须得到执行，且无他人能改。
因此，笔者认为，正是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为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相互移交逃犯创造了一种最融洽、最和睦的政治氛围，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澳门与中国内地都应当相互尊重对方的法制，相互尊重对方的刑事管辖权，而不是要相互拆台，甚至是相互敌视，无端地设置种种不合理的障碍，这样做客观上必然会破坏基于一国两制所形成的政治氛围，因而也不符合基本法所确立的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由上可知，无论是从纵的层面还是从横的层面考察，特区终审法院的上述超脱性和权威性都是无可挑战的，并受到包括基本法在内的整个特区法律体系的保障。
⑦ (二)终审法院判决 2007年3月20日，澳门终审法院就犯罪嫌疑人乙的亲属所提交的人身保护令申请状进行了审理并作出判决，该判决书批准了申请人关于人身保护令的请求，命令澳门司法警察局立即释放犯罪嫌疑人乙。比如，关于人身保护令的移交逃犯案件，如果澳门终审法院自我纠错，也只要在今后对类似案件的判决中通过反思作出合理的判决即可。 四、结语 值此文结束之际，笔者觉得非常有必要引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在1953年Brown诉Allen一案中所说的一句名言：我们享有终审大权并非因为我们从不犯错，我们永远正确只是因为我们握有终审大权。具体而言，如果甲国在引渡方面曾给予乙国帮助的话，那么，当甲国在引渡方面向乙国提出请求时，乙国就应该根据对等互惠原则给予同等的帮助。
二是加入和签署相关的国际公约，比如，在《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反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国际公约中，都对相应犯罪作出了引渡的规定，这些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应当遵守国际公约关于引渡的规定。同样的道理，对特区终审法院判决的评价，也要看实际产生的社会影响与效果，具体而言，就是看特区终审法院所作之判决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正面的影响所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应当是有利于特区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保护特区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反之，则属于负面的影响。
④毫无疑问，在香港终审法院看来，此类情况的再生率是很低的，按每年555人统计，即使判决香港特区政府败诉，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更谈不上什么社会风险，当然也不可能破坏香港社会的稳定。除此之外，在国际引渡事务中，还可以通过某一国际组织的协助而进行引渡，比如，当有关国家都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时，它们就有义务在国际刑警组织规定的范围内就引渡逃犯进行合作。
总之，无论是在香港特区还是在澳门特区，终审法院的判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尤其是对一些有争议的社会热点问题作出的判决，更可能左右特区政府的政策取向，涉及特区居民的切身利益，其影响力甚至可达几十年而不衰。如果说，在澳门回归之前，澳门因属葡萄牙管治，在政治上还存在着种种不得已的障碍的话，(11)那么，在今天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这些政治障碍已不再存在，这就为两地警方出于共同打击犯罪的目的而建立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最可靠的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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